一是贯彻义务教育制度的方面，以《义务教育法》为核心，对义务教育的主要制度和重要事项作了框架性的规定，构成了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实现的制度基础。
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法》是防止土壤污染、维护土壤安全的重要法律保障，可综合、全面、广泛、长期和有效地防治土壤污染，使我国的土壤状况有根本性的改观。[5]赵鹏、孙乾：《29省份少征土地出让金3664亿违规征地38万公顷》，《京华时报》，2015年6月29日。
在未能有效控制土地损毁结果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提高复垦率的制度设置，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都不是一种效率而是一种社会成本。但是，学术界关注矿山企业获取土地的便捷，认为临时租用土地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手续而积极推广临时用地方式。即使复垦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仍有1/3的土地被永远废弃了。【作者简介】 康纪田，单位为湖南娄底行政学院。土地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前提，粮食安全首先是土地安全。
[28]例如，2010年9月21日，茂名市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发生溃坝事件，造成下游流域范围内交通、农田、农作物等严重损毁。破坏土地，是追求最大收益的附带产出行为，导致土地物理结构变化而损害土地的使用功能属性。即使建成，也可能会随时垮塌。
现实社会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无可选择的空间。对于社会公权力可能的腐败，有两种最基本的监督、制约途径：一种是社会共同体内部及其成员的监督、制约。[13]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五部分。很显然，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能力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是至半重要的。
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前置审批。其二，组织成员对组织负责人实施的民主监督。
但是，这句话不应理解为所有的纠纷最终都要通过司法来解决。制定规范的主体的多样性、程序的民主性、规范内容的灵活性决定了社会解纷机制的多样化。一般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第三类争议、纠纷在数量上是最多的。试想，如果我们的整个社会都不尊奉法律，不信仰法律，我们的大多数国民都不懂法、不信法、不守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还能建设法治国家，建成法治国家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建设、建成法治国家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三是多个社会共同体共同制定的调整和规范其相互关系、行为的联合公约、协议、规则，如几个村民委员会协商制定的处理其土地、林木、水流等争议的协议、规则，几个大学协商制定的联合自主招生的协议、规则，等等。其四，司法机关对之实施的司法监督。只要有助于纠纷的平息和最低限度公平正义的实现，社会调解、协商、协调等手段均可以在解决社会纠纷的过程中加以运用。没有信法、尊法、尚法的人，国民不信仰法治、崇尚法治，何谈自觉遵守法律和坚定捍卫法治，何谈法治社会建设？而要让国民信仰法治、崇尚法治，必须以法治文化（包括硬的法文化和软的法文化）培养国民的法治理念、法治精神。
[4]关于软法，可参阅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罗豪才、宋功德著：《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个子目标主要针对的是社会环境。
多领域包括政权机关、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居民社区、以及民族、宗教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如诉讼、行政复议、行政仲裁等。
而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可能都是法律专家，即使是法律专家，其自身也不可能都有相应的设施、设备和技术来处理和解决相应法律问题。特别是要求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必须自找婆婆（业务主管单位），并经婆婆审查同意的第九条款[18]，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普遍诟病。在原始社会，社会的规范多为软法规范，硬法规范较少，作用有限。从而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体越来越多地制定各种约束其成员行为的规范。当然，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互动的关系。
[7] 二、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执政党建设的关系 在中国，研究依法治国必须研究执政党依法执政。近年来，许多地方都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这一条款予以修正或废止[19]。
法治社会必须和必然是厉行法治的社会。执政党的全体或绝大多数党员、领导者如果都具有了一定的法治理念，对法治有了一定信仰，这自然会影响整个执政党的执政风格。
这句法彦的准确含义是，司法是正义问题的最终裁决者。四是政府和社会共同体通过协商共同制定的社会治理规则，如政府与居民委员会或社区签订的社会综合治理协议、政府与志愿者团体签订的志愿者行为规范，等等。
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主要包括三个环节：社会组织建设、社会行为规范建设以及社会监督和解纷机制建设。法治执政党建设之所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它是整个国家的领导，决定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目标和方式，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治国理政的目标。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也不同于一般的外国执政党。[5]但是，国家正式司法制度毕竟是解决争议，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个人、组织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需要依一定的法定途径处理和解决。如果没有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社会组织，没有相对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不发达，社会被国家覆盖或淹没，是谈不上法治社会的。
因此，法治社会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服务机构、机制，逐步构建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以为公民个人、组织和市场提供全面的、经常性的、及时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五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互联网用户协商制定的网络服务规则和网络使用规则等。
而纠纷当事人更关注的则是主观诉求的满足，如果主观诉求与客观秩序恰好吻合，那么裁决的结果将会得到当事人心服口服的接受。因此，本部分成果也有刘刚博士的一定贡献。
发展社会组织既要解放思想，尽量减少和去除各种不必要的条条框框限制，同时也要走法治化的道路：其一，社会组织依法建立和发展。当然法包括硬法和软法。维权通常是在个人、组织权益被侵犯，发生纠纷（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后寻求法律救济;解纷通常是通过法定争议解决渠道（复议、诉讼、仲裁、调解、裁决等）实现维权的目的。[20]例如，中国足球协会就曾出现严重的腐败滥权现象，而且排斥司法监督：有球队所在企业对之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双方当事人非平等主体为由拒绝受理。
治国的更多地是依硬法，治社会的更多地是依软法。因为社会公权力也是一种权力。
其三，法治社会需要国家公正司法提供有效的解纷机制。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对社会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下述五个环节：其一，政府对之实施的法律监督。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要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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